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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关于听证会参加人的构成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听证代表之外，还包括了其他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听证是的政府部门。

国家对职业自由的干预，典型的莫过于国家规定的某种职业资格和准入条件。二、劳动权的性质与规范构造 （一）雇员、雇主、国家三方关系中的劳动权 从我国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角度看，劳动权显然属于社会权，这向来是我国宪法学上的通说。

正因为如此，虽然宪法将劳动权列入基本权利的体系之内，它也被冠以权利之名，但它依然无法成为一项具体的请求权。另外，就基本权利所体现的法律关系而言，国家对自由权和平等权负有消极不干预的义务，但对社会权则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55]不过我国宪法学理论在引介德国的这个理论时，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在文本上的明显差异。劳动法起步于公法，[20]劳动权正产生于国家对雇主-雇工关系的积极干预，具体来说是对雇主-雇工双方契约自由的干预，它的核心正是国家保护义务，[21]也即国家负有保护雇工个人自由免受雇主不当侵害的义务。[3] 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44页。

[56]例如德国基本法就只规定了职业自由，而没有类似我国宪法上有关劳动权的规定。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8年第5期。苏俄宪法第12条规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之最高权力,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 当大会闭会期间,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总之, 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后的两三年内, 有多个期刊和多本著作完整收录了苏俄宪法译文, 这有利于中国学界和政界全面地了解苏俄宪法的全貌, 有利于苏俄宪法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制宪实践中发挥积极的影响。田原:《政治学》, 新时代出版社1938年版, 第220页。[5] 苏俄宪法必然会传播至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且当时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对于划分标准, 学术界普遍认为, 1919年魏玛宪法是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之间的分水岭;有的宪法学教科书也将1918年苏俄宪法视为分水岭之一, 但将1918年苏俄宪法放在1919年魏玛宪法之后。

35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新青年》1924年第3期, 第1页。胡愈之的译文《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介绍的是列宁谈话内容, 其中提到劳农俄国宪法刊印至三百六十万册之多, 分送各处, 以资流传。

39《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 《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期, 第4页。1922年党的二大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3次使用苏维埃。25世界上有了调和社会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的德国宪法, 有了代表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苏俄宪法, 并且将有基于三民主义的五权宪法, 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潮流下所产生的结晶品, 然而, 这些主义这些制度将如何使他们宪法学化呢?这可不是革命家的使命, 这是学者的使命。68参见韩大元:《宪法学研究范式与宪法学中国化》, 《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第9页以下。

邓毓怡1922年编译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一书也收录了苏俄宪法译文, 虽然没有指明译者, 但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52张庆福主编:《宪法学研究综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第79页。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一经发表于上海, 即迅速传播于北京和广州, 而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 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 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 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当然, 魏玛宪法规定大量的社会权、扩大经济制度的调整范围、强化宪法的经济调整功能, 并非完全根据苏俄宪法。

扩大宪法调整范围、规定经济制度, 是1919年魏玛宪法的重要特色, 而1919年魏玛宪法直接受到了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不过, 苏联宪法的颁布使得修改苏俄宪法成为必要, 于是出现了1925年苏俄宪法。

可以说, 苏俄宪法直接影响了魏玛宪法, 且影响的内容和魏玛宪法成为分水岭密切相关。1936年苏联宪法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追捧, 而学界和期刊对于苏俄宪法的关注则呈逐年下降趋势。

现在俄匈内幕怎么样?大家都还不知道, 流布世界的, 就只这两篇宪法……我本来很想做一篇《俄匈宪法的比较》, 然而因为时间有限, 并且文章太长了, 恐怕登不下这周刊。现在先把新近翻译的匈牙利宪法批评批评。张西曼苏俄宪法译文发表于《中华法学杂志》1944年第5期, 标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发表时间稍晚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俄国新宪法之研究》和《俄苏维埃共和宪法评论之评论》, 分别发表于《民心周报》和《利群》, 这两份期刊均创刊于上海。如李达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认为, 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 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64]朱采真的《宪法新论》一书认为, 苏维埃制度原是一种职业代表制;[65]胡越的《比较政治》一书认为, 1918年宪法之选举制度有两种特点, 第一采用职业或团体代表制, 不以个人或地域为基础。该书作者郑斌还于1934年出版《民主主义的新宪法》, 将苏俄宪法视为不同于民主主义宪法的社会主义宪法, 对两类宪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

研究系得名于梁启超1916年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宪法研究会, 张君劢和张东荪均为研究系骨干, 张东荪时任《解放与改造》主编。为保证授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苏俄宪法规定撤回权, 即对所选举代表的罢免权。

1918年苏俄宪法第四编积极与消极之选举权下设3章, 对享有选举权的条件和职业, 不享有选举权的条件和对象, 以及选举的程序、审核和撤回, 都有详细的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经验。

这些共产党先驱中, 相当部分有在苏俄长期生活的经历, 瞿秋白和刘绍周等人还受到列宁的接见, 他们的文章对于否定苏维埃制度观点的回击自然更加有力, 澄清了有关苏俄宪法的一些观点, 使得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更加深入。[14]高一涵文为避免空口说白话而处处根据俄国新宪法, 援引了苏俄宪法第1、2、3、9、10、18、24、25、26、30条, 还强调苏俄宪法的根本原理在于《共产党宣言》, 要想明白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 应该先明白马克思主义, 而《共产党宣言》很可以代表马克思生平的主张, ‘不做工的人将不吃饭, 这又和共产党宣言书中第八项强迫人人做工的意思相同。

如前所述, 张君劢1919年11月15日在《解放与改造》发表了苏俄宪法译文, 而《解放与改造》是研究系的政论刊物。第二阶段以1929年为起点。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给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批援助。中国共产党主持起草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都是苏俄宪法中国化的实践。

坚持主体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既有利于客观地讲述社会主义宪法故事, 又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宪法的与时俱进。[28] 第三阶段以1936年为起点, 依据是1936年苏联宪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 是中国人民制定自己宪法的最初尝试, 是人民宪法的雏形。对此, 毛泽东、吴玉章和谢觉哉都有类似的表述。

(二) 中国共产党宣传苏俄宪法 尽管苏俄宪法随苏维埃进入了党的一大重要文件, 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俄宪法的宣传并没有停止, 因为国内误解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 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苏俄宪法的了解也严重不足。53参见刘春萍:《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 《北方法学》2012年第4期, 第35页。

在1988-1991年间随着苏联宪法若干次补充, 1978年苏俄宪法也相应地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在此之前, 有关苏俄宪法的信息已经零星地出现于中国, 然而宪法文本在宪法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价值, 而且张君劢在翻译苏俄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对于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 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64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221页。

[4]列宁1919年11月22日非常自豪地赞扬了苏俄宪法的国际影响: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 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 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 就瓦解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苏俄宪法的首要原则。

总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上海舆论界和共产主义小组内部, 苏维埃和苏俄宪法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谈到苏维埃自然想到苏俄宪法, 谈到苏俄宪法自然想到苏维埃制度。这两篇文章都援引了苏俄宪法的若干条文, 但其援引的仅限于苏俄宪法的部分条文, 并非完整的苏俄宪法译文。

总之, 以兵工会议为直接统治机关, 此会议共和国 (Soviet Republic) 之名所由来也。1928年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先后到达井冈山,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形成革命根据地。